“武汉·中国光谷”概念被提出，距今已有2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2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令人惊喜的是，当年黄德修的一个设想竟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武汉·中国光谷”成为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武汉“名片”。

1998年7月22—31日，应中国台湾光电科技工业协进会的邀请，我参加了由时任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陈良惠研究员带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访问团，访问团一行6人，去台湾作了为期9天的参观访问。台湾光电协进会是台湾光电子的行业性协会，当时由原台湾“经济部部长”李国鼎任董事长，在台湾光电行业内有较大影响。

在台访问的最后一天，是两岸学者的交流时间。陈良惠团长介绍了中国信息光电子方面的研发情况，我介绍了武汉地区光电子（激光、光纤、光电子器件、光通信系统等）的发展状况。

我在发言中展示了一幅武汉在国内颇具优势的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系统设备、高功率激光器及激光加工设备等光电子研究与生产企业的介绍图，这些企业均分布在华中理工大学周围。

当时华中理工大学在激光器件和激光加工方面有很大的国内优势，有国内最早获批的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国家激光加工工程中心；有第一批获准的“物理电子学”博士点，主要培养激光技术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我所在的光电子工程系在激光、光纤通信、红外和光学仪器方面还培养了许多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各层次人才。

20世纪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在学校周围创业，创办了华工激光、楚天激光、团结激光等企业；有些毕业生则成为光通信、光电子企业内的高级管理人才或技术骨干。

在华中理工大学东边，有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外合资企业——长飞光纤光缆厂；学校西边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为国内最早研制出光纤、最早研制出光纤通信设备并承担了国内第一个光纤通信示范工程以及国家光纤通信各次群（二次至五次群）的示范推广工程，该研究院还有当时在国内唯一能生产光纤通信实用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的中外合资企业——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另外还拥有一个研制光纤通信所需的其他无源器件（连接器、光隔离器、耦合器等）的固体器件研究所。（后来武汉邮电科学院演变为享誉国内外的烽火科技集团、光讯等一批实体公司，其产品销售国内外。）

讲解完这幅图后，我冒出了一句：“这就类似美国当年的硅谷。”虽然这只是一个类比，却成为我随后提出“中国光谷”建议的灵感所在。

此前我访问过硅谷，对硅谷略知一二。硅谷所在地原是一个叫圣塔克拉拉谷的地区，国际知名的斯坦福大学和1959年率先研制出集成电路的仙童公司即位于此地。当时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鼓励他的学生们到该地区创业，从事与集成电路相关的产品研究与开发。集成电路的魅力很快使该地区雨后春笋般地形成一批与微电子产业相关的公司，包括后来享誉全球的惠普（HP）、英特尔（Intel）在内。因当时兴起的微电子产业的基本材料为硅，故新闻媒体将此地称为“硅谷”。硅谷的巨大生命力使其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成为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基地，其地域也不断扩大，最后另一所国际知名大学即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亦与其相接，从而与旧金山毗邻。此时人们早已忘却该地区原来的地名，取而代之的是“硅谷”这一称呼。“谷”成为高技术的代名词，而“硅”成了高技术的一个特征。

1998年8月，我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和华南师大邢达教授一道去英国参加在英华人学者举办的一次光电子学术会。会后我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在参观该大学博物馆时巧遇我校时任校长周济，他当时正好率领一个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在英访问。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黄教授，看来光电子要大搞。”

这只是他在英访问所产生的一个感受，本身从事光电子研究和教学、并还担任我校光电子工程系主任的我，无疑会很兴奋，甚至妄想，地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华中理工大学，应像美国斯坦福大学之于美国微电子产业推动本地区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回国后，在周济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起草并向武汉市政府提出《关于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中国光谷”的建议》。经周济校长同意，该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的名义，于1998年12月18日被正式递交给武汉市。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1991年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的第一批高新技术开发区之一。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依山傍水，坐落在美丽的东湖之滨，有珞珈山、南望山、喻家山、马鞍山绕其一侧，汤逊湖和南湖点缀其中。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40多所高等院校在该区内星罗棋布，有着发展高技术的丰富人才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科技生态环境。当时，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有一些颇具发展潜力的光电子企业，只要抓住机遇，在这片热土上将光电子产业做大、做强是可能的。

我所提的建议得到武汉市的重视，时任市长王守海批转武汉市科委来落实。1999年上半年，市科委组织有关专家起草了发展光电子产业的相关规划，既谈到本市光电子产业发展的优势，又涉及发展光电子产业的其他各方面。

规划提交后，1999年下半年未见任何加快发展光电子产业的实际行动。2000年春节前夕，我应邀参加武汉市委、市政府举办的一个专家团拜会。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罗清泉参加了该会，听取大家为武汉的发展所提的建议。我事先并没准备发言，后主持会议的辜胜阻副市长要我发言。我在简要分析了武汉自认为的钢铁、汽车产业优势中的某些局限性和预测了光电子产业的发展前景后，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勇气和霸气，突然冒出一句：“未来50年，武汉的发展要靠光电子！”这听起来很有咄咄逼人之势，包括坐在我旁边的全国政协委员许其贞在内的许多同志，都好奇地望着我。我发言后，罗清泉书记即刻表态：“德修教授，你别着急，我们要将光电子放到重中之重来抓。”后来回想，领导应该是早已将我的建议放在心上了。

2000年大年初一，时任湖北省委常委，兼任省科技厅厅长和我校校长的周济教授，在我校行政楼会议室开会。

周济教授尖锐指出：“开发区抓什么房地产，不务正业，要抓光谷建设、抓光电子！”我深深体会到，省、市和开发区领导在2000年将确定把光电子放到重中之重来抓。省、市、开发区启用了“武汉·中国光谷”这一名称，寓意中国光谷在武汉。以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罗清泉为组长，省委常委、省科技厅厅长周济为副组长的“武汉·中国光谷”建设领导小组成立后，罗书记、周校长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光谷建设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周济还从他所领导的省科技厅借调了多位领导干部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兼职，充实工作队伍。工作队伍主要负责抓建设规划，规划在5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发展以光纤、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设备和光存储为代表的信息光电子产业；发展以高功率激光器及其应用为基础的能量光电子；发展电视显示屏在内的消费光电子；抓原有光电子企业的产品升级和扩大规模；积极招商引资，争取让海内外知名企业来此发展。

罗书记和周校长多次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汇报，以争取国家支持；许其贞等13名湖北籍全国政协委员在2000年全国政协会上为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呼吁。与此同时，大造宣传舆论，动员湖北省、武汉市的广大群众理解和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使省市领导提出的“举全省之力，集全市之力建设‘武汉·中国光谷’”的口号落到实处。武汉建设“中国光谷”的决心得到国家多个部委的理解与支持，科技部、原国家计委分别于2001年2月和7月发文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

1999年底，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其光纤通信相关产品供应商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市场。以美国为例，他们多投入了约150亿美元开发光纤通信领域内的相关产品，以生产光电子器件著称的E-TEK，2000年我去参观时，正扩建几座大厂房，车间内数以千计的工人在忙碌着。我的一位在加拿大渥太华以生产光电子器件著称的JDS公司任高层管理的学生告诉我，当时一些退休老太太都被该公司招去生产光电子器件。

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盲目生产，必然造成光纤通信产品的大量积压和相关公司的严重亏损，一些公司纷纷倒闭。这对刚起步且满怀信心的“武汉·中国光谷”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

一些朋友跟我开玩笑说：“黄教授，你所提的‘光谷’，要‘光哭’了。”还有一位同我们搞“光谷”建设规划的领导对我开玩笑说：“黄教授，你提的‘光谷’要成光屁股了。”面对这些善意的玩笑，我坚定认为国际上出现的IT泡沫不能改变光电子产业必将大发展的趋势，更不会出现在光电子产业正在崛起的中国。

展望光谷下一个三十年